五 辩经！辩经！ (第2/3页)
满是火药味儿的开始了。
此番两人辩论的论题是《左传·文公十一年》所记载的【皇父之二子死焉】一段。
对于这一段的辩论核心是，传文所载的死者，到底是谁？
是谷甥、牛父这两人，还是他们三个人一起死了？
这一段的原文是【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谷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
这一论题的主要争论点在于“之”字。
之字在文法里有两种意思，一是用作助词，意思就是“的”，一是用作连词，意思就是“与”，所以在这段记载里，这句话就有了如此的争论点。
到底是谷甥和牛父死了，还是宋武公的弟弟、皇父充石和他们两个一起死了？
传文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一内容，于是学者们在左传解经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发生争论。
而对于这个论题，李泉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
“皇父之二子在军为敌所杀，名不见者，方道二子死，故得胜之，如今皆死，谁杀缘斯？”
他的意思就是传文记载一般都是记述紧要的事情，如果皇父充石和谷甥、牛父一起死了，那么敌军的首领缘斯是谁杀的？是什么无名小卒吗？
袁树并不这样认为。
“传后云：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李君，若皇父未死，缘何宋公独赏御者耏班，而不赏皇父充石？”
袁树的意思就是如果皇父充石没有死，那么为什么传文只是记载宋武公重赏御者耏班，甚至还把一座关门赏赐给他，让他享用关门的关税？
皇父充石的功劳不应该更大吗？
李泉被驳了一下，但是并不认可袁树的看法。
“袁君所言甚为可笑，若三子皆死，谁杀长狄缘斯？更何况此战宋军大胜，自古以来，如何有主帅战死、军队战胜之事？须知皇父乃司徒，牛父乃司寇，谷甥为宋公子，皆贵人，三者皆死，宋军安得胜？”
袁树摇了摇头。
“军大胜，不封主帅，独封御者，甚至以关门赏之，以关税食之，世间安有此理？如此，当是皇父等三人皆死，而耏班为战车上最后一人，临时充当主帅，力挽狂澜，最终使宋军获胜，如此，方得厚赏！”
袁树这段推断一经说出，顿时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他们纷纷感觉袁树说的其实有道理。
但也不能说李泉说的就没有道理。
主要还是传文记载上的缺失，使得这一问题很难得到准确无误的让众人没有疑惑的解答，所以李泉虽然也感觉袁树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并不服输。
他强行挽尊。
“车载四人，三贵人皆死，唯一人独存，而后宋军大胜，袁君所言，未免太过。”
“若如李君所言，皇父胜狄，又失其二子，宋公以何赏之？若有赏，经文、传文何在？若不赏，岂非赏罚不明？皇父如何待之？宋臣如何待之？”
袁树笑道：“今日，虽不言今文经，然吾当言，今文解春秋经者，多以大义释之，春秋经于鲁，大过不书，小过书，于外，则大过书，小过不书，宋乃商之后，入周为二王后，武公如此苛待功臣，当为大过，经文缘何不书？”
李泉听后，哑口无言。
围观的二百多人也纷纷噤声。
主要袁树所说的，实在是很有道理。
今文经和古文经在这一时期已经走向融合，双方各自援引对方的观点佐证己方的观点也不是什么少见多怪的事情。
袁树这么说，在现阶段学者之间讨论学术的过程之中实属常见。
而公羊传解释春秋经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点是，孔子所作的《春秋经》是经过他自己删改之后的原鲁国史书《春秋》，其中蕴藏着他自己晚年统合一生功过之后的思想结晶。
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避讳之说。
而这个避讳，也很有讲究。
针对鲁国本国，若国君犯下大错，则为他隐去，不写，如果是小错，那就记下来，用以告诫后人。
而对于鲁国之外的外国国君，若犯下大错，就要记述，若犯下小错，则忽略不记。
此之为春秋经的双重标准，也是春秋经之所以是“经”而不是“史”的原因。
这一说法，古文学派也没有反对。
而袁树就站在这样的观点上对李泉的观点发难。
皇父充石是宋武公的兄弟，他带着军队为兄长出战抵御狄人的入侵，他获胜不死，而宋武公没有厚赏、安抚他，属于赏罚不明，会寒人心。
如此大的过失，孔子作春秋经的时候，怎么会忽略？
这不合常理啊。
李泉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击袁树的这一论点。
他低着头，脸色涨得通红，双手死死攥着衣襟，手背上青筋暴起，显然已经窘迫到了极点。
他感觉自己要输了。
而那个可恶的小子要赢了！
自己二十多了，跟着马融求学多年，居然要输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儿？！
不能忍！
李泉不能忍，同样也有人不能忍。
李泉的好友、冀州中山国人赵兴就“挺身而出”，为李泉辩论。
“孔子父虽仕于鲁国，然其人本宋国人，子姓，乃宋国君后裔，孔子当为商之后裔，与宋关系匪浅，如此，为其避讳或有可能。”
赵兴这一说法又引起了众人的一阵议论，大家议论纷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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